中医眼科，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，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。它的形成和发展，是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。虽然它的发展历史是连贯的，但从发展状况与学术特点来看，大体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，即萌芽时期、奠基时期、独立发展时期、兴盛时期、衰落与复兴时期等。

一、萌芽时期（上古一南北朝）

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，经历了我国历史上商、周、秦、汉诸代。这一时期，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、一症一药、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，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、生理病理，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。自从有文字出现以后，有关眼病的医药知识逐渐有了记载。不过，最初多散见于各种书籍文献之中。以后，随着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医药专书的出现，有关眼与眼病的知识，在医药书籍中开始有了比较集中的记载和论述。

如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就有关于“目”、“疾目”等记载。至春秋时期，《诗经》和《书经》等又有目盲的记载，并根据其症状不同，分别采用“瞽”、“蒙”、“瞍”等词加以区分。先秦时代的《山海经》中，汜载了100余种药物，其中已有7种可以防治眼病。又据《史记·扁鹊列传》所载，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到周都洛阳时，就曾大量医治老年人的耳、眼疾病，因而扁鹊可算是我国最早从事五官科的医生了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黄帝内经》，对眼的解剖生理，眼病的病因病机、临床证候、针刺疗法等已有初步的论述。所载眼部病名有目赤，目痛、目眦疡、目下肿、目不明、目盲、视歧等30余种。后世中医眼科学中关于眼与脏腑经络的关系、五轮八廓学说、眼病的脏腑辨证等许多基本理论，就是在《内经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大约编著于秦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收载药物365味，其中眼科用药已达70余种，可用于治疗胞睑、两眦、白睛、黑睛、瞳神等部疾病，以及一些全身病的眼部证候。而且不少药物至今仍为眼科所常用。

东汉末年，张仲景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该书在阐述全身性疾病时，涉及到目赤、目黯、目不识人等20佘种眼部病症。但是仲景从整体观念出发，参合全身脉症，辨证沦治，为后世治疗眼病结合全身证候辨证论治的方法奠定了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从商周至秦汉的漫长年代里，我们的祖先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，并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，载人医药书籍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不过，中医眼科尚无比较系统的理论，也无收载和论述眼病的专书。所以说，当时的眼科尚处于萌芽时期。

二、奠基时期（隋朝一唐朝）

隋唐时期，我国社会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，中医学发展很快，成绩显著，眼科学也迅速成长。这一时期，在许多全书，方书中已有集中记载眼科病因证治的文献，主要的如《诸病源候沦》、《千金要方》，《外台秘要》等。而且有了比较著名的眼科专书，如《龙树眼论》、《刘皓眼论准的歌》等。

隋代，巢元方等著《诸病源候论》，该书在目病诸候一卷内，集中收载三十八候，包括胞睑、两眦、白睛、黑睛、瞳神等部疾病。此外，对于突眼、近视以及一些与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病也有了记载，而且对症状描述和病源探讨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，唐代，孙思邈著《千金要方》，在七窍病一卷首列目病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生食五辛、夜读细书等容易引起眼病的19种因素，以及预防眼病的若干注意事项，还首次记述了老人目昏。在眼病的治疗方面，记载了神曲丸等81首内服及外用的药方，并第一次提出了食用牛、羊等动物肝脏的明目作用。此外，还介绍了熏洗、外敷、钩，割等眼病外治法和针灸、按摩疗法。所以，该书对后世眼科发展颇具影响。

王焘著《外台秘要》，在眼疾一卷中引印度《天竺经论眼》。在眼的解剖方面指出：眼乃轻膜裹水，外膜白睛重数有三，黑睛水膜止有一重，不可轻触：眼之黑白分明，肝管无滞，外托三光，内因神识，故有所见。在论述病源方面提出：绿翳青旨（相当于青光眼）之类眼病“皆从内肝管缺，眼孔不通所致”的独到见解。而且指出，该病初发即须速治，病成则不复可疗。在眼病论治方面，谓治脑流青盲眼（相当于白内障）“宜用金篦决，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”。这是中医古籍有关金针拨内障的最早记载。该书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。

《龙树眼论》是我国第一部有影响的眼科专书。可惜原书早巳失传，仅有日本人辑录于朝鲜《医方类聚》的辑本。该书大体可分为总论与各论两部分。总论所述病因病机与《诸病源候论》相似，多主风热；各论所述眼病有30节。书中的眼部解剖名词比以前的文献丰富，如眼睑、眼皮等皆属首见；所涉及的眼部病，已增至60余种。治疗方面，不仅重视药物，还记载有多种手术疗法，如首次提出对胬肉攀睛使用割烙法和对“睑皮里有核（即胞生痰核）”施行手术治疗，而且对“开内障用针法”的叙述也较前人详细。

《刘皓眼论准的歌》是晚唐时期著成的另一部眼科专书，又称《刘皓眼论审的歌》（《宋史》）。全书为诗歌体裁，便于记颂。现存《秘传眼科龙木论》中《龙木总论》之“审的歌”，即来自该书。书中所载的“五轮歌”及将72种眼部病证按内、外障分类的方法，对以后的中医眼科影响深远。

此外，唐武宗时（公元九世纪中叶）已能配制假眼。据《太平御览》记载：“唐崔嘏失一目，以珠代之。”《吴越备史》又载：“唐立武选，以击球较其能否。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。周宝尝与此选，为铁钩摘一目，睛失，……敕赐木睛以代之。”由此可知，世界上装置假眼实以我国为早。

唐代从事医疗保健和医学教育的太医署，分科较细。五官病从此正式从内、外科划分出来，自立为“耳目口齿科”，也就是我国早期的五官科。这为下一步眼科分化为专科打下了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隋唐时期，由于眼科理论与临床治疗的发展，尤其是晚唐出现《龙树眼论》之后，对眼的解剖、生理等基础理论的认识较前深入、系统，对相当多的眼病在诊断与内治，外治及手术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，这些都为中医眼科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奠定了基础，故称奠基时期。

三、独立发展时期（宋朝一元朝）

由宋至金元时代，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。当时大规模地编辑整理医书，大部分眼科文献都保存于方书与全书之中。如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，《世医得效方》等皆有专论眼科的篇章，眼科专著《秘传眼科龙木论》、《银海精微》等也成书于这一时期。

宋初编成的《太平圣惠方》100卷中，眼科两卷总结了宋以前的眼科成就，并有所发展。将所收载的500多首处方按主治证候分类，而且对每类证候的病因病机都作了扼要的阐述。眼科五轮学说在该书首次见到运用，并以“眼通五脏，气贯五轮”强调了眼与整体的密切关系。书中除对内治和外治的大量记载外，对金针拨障等手术的介绍也比较详细。

此后一百多年，又有《圣济总录》，全书200多卷，有论有方。眼科部分在《太平圣惠方》的基础上加以扩充，写成12卷，包括眼病58门，手术2门，记载眼病用方750多首，内容较为丰富。至于眼科用药，见于宋代著名官方药书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者，就有180多种，其中还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，如没药、龙脑香等。

元代危亦林编《世医得效方》，其中眼科一卷，首先重点阐述了五轮八廓学说，其次分别叙述眼科72证的证治，内容简明扼要而实用。

由宋元医家辑成的《秘传眼科龙木论》，是一本著名的眼科专书。全书分10卷，卷1—6主要载列眼科“七十二证方论”，每证方论以下附有“审的歌”；卷7为诸家秘要名方；卷8为针灸经；卷9—10为诸方辨论药性。书中主要内容是按内、外障分类记叙72种眼病的病因、症状和治疗，并介绍了古代金针拨内障以及钩、割、镰、洗等手术方法，对后世很有影响。正文10卷之后，另附有《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》，其主要部分是“眼科七十二问”，具体内容与前面“七十二证方论”并不相同。此外，它在“五轮”之后，首次较详细地述及眼科“八廓”，虽然八廓不如五轮学说有影响，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
《银海精微》为宋以后的人托名孙思邈撰成的眼科专书。该书首先叙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和中医眼科辨证的一些基本理论，接着列叙了80余种眼病的病因、症状和治疗，并附有眼病简图。此外，还初步介绍了按五轮检查眼病的顺序和方法。此书辨析证情比较明白，内治的不少方药也比较精简实用，外治还采用了点、洗、剧、烙、夹等法，对金针拨障（开金针）的手术方法描述尤详。

金元时代，医学流派主要以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呆、朱震亨四大家为代表。刘完素强调火热为病的学说。在眼科方面，他认为眼目赤肿翳膜皆属于热，主张降心火，滋肾水，用药偏重寒凉。张从正继承刘氏主火之说，并有所发展。在眼科方面，他认为目不因火则不病，能治火者一句可了，治病主张以祛邪为主，善用攻下法。李呆提倡内伤学说。在眼科方面，他认为脾虚影响五脏六腑的精气不能上贯于目，则目不明，因而治眼病要理脾胃，养气血才是正理。朱震亨认为相火为元气之贼，阴虚则火动，治病重用滋阴降火之法。在眼科方面，他认为眼病不外虚实二因，眼目昏花属肾水亏虚，眼目肿痛属肝经风热，内治虚者宜滋肾阴，实者当散风热，虚实相兼者则散热滋阴。以上四家学说虽各有所长，但也离不开辨证论治的原则，后人合理运用，进一步丰富了眼科的理论和实践。

宋代开设太医局从事医疗及医学教育。下分九科，其中开设了眼科。从此，历代眼科皆独立成科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宋元时期的发展，中医眼科已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与诊疗特点，所以有了分化为专科的条件。眼科独立之后，学有专攻，又大大地促进了中医眼科学术和技术的发展。

四、兴盛时期（明朝一清朝·鸦片战争以前）

明、清两代，是中医学发展的兴盛时期，眼科也不例外。有关眼科的医药著述方面，无论是数量，还是质量，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。影响较大的如《原机启微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普济方》、《证治准绳》、《审视瑶函》、《目经大成》等。

跨元、明两代的眼科名医倪维德著《原机启微》一书。其上卷按病因将眼病分为18类，理论联系实际，详细分析病机，辨证论治；下卷论方剂配伍，后附治疗眼病40余方，并有方义说明。这是阐述理论比较系统的一本眼科专书。

明代，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，收载眼科用药已有400多种。朱棣等所编《普济方》，是医方中集大成之作。眼目门16卷，收方2300多首，集病名300余种，内容极其丰富。

王肯堂编撰《证治准绳》，在七窍门中，记载眼部病证170多种，病因、症状记述详尽，对临床诊断很有帮助。

四十多年后，傅仁宇在前人眼科著述的基础上，撰成《审视瑶函》。卷首，介绍名医医案、五轮八廓、运气学说等；1—2卷，总论眼的生理及证治概要；3—6卷，作者在《证治准绳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，将眼病综合为108证，详述各种眼病的症状、诊断和治疗，其中对金针拨障及其他外治法还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。该书内容丰富，一般认为是中医眼科的重要参考书。

清代，眼科著作较多。黄庭镜著《目经大成》一书，卷一立论，包括眼的解剖、生理、病因、辨证、内外治法等方面的杂论；考症，包括12类病因、81症及似因非症8条；卷三列方200多个，并有方义说明。因黄氏本人精于眼科手术，所以，记载手术方法尤其详尽。如将金针拨内障手术方法，在《审视瑶函》所归纳的八个步骤的基础之上，分别以审机、点睛、射覆、探骊、扰海、卷帘、圆镜、完壁命名，称为金针开内障八法。现代眼科的针拨白内障术，也是沿此改进而来。

清代还有顾锡著《银海指南》，黄岩著〈眼艮科纂要》，张璐著《张氏医通·七窍门》，吴谦等撰《医宗金鉴·眼科心法要诀》等，都是比较有影响的眼科医著。清政府组织编撰的《古今图书集成，医部全录》，在“目门”中搜集历代主要眼科著述，分别作内容简介，并附眼科处方和各种疗法，资料丰富，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。

此外，眼镜在我国使用较早，早期称为“空空格”。在明初由艺衡《留青日札摘抄》及屠隆的《文房器具笺》都有记载，主要用于老人“目力昏倦，不辨细书”。张自烈《正字通》则明确指出：“空空格，眼镜也”。此后，渐称眼镜。

总之，由于明清时期的中医眼科，在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方面都有很大发展，眼科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代，所以说是中医眼科最兴盛的时期。

五、衰落与复兴时期（清朝·鸦片战争以后至今）

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，由于国家政治腐败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，社会经济濒临崩溃，中医事业随之凋零，中医眼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，也由兴盛转向衰落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，中医眼科才枯木逢春，得到迅速发展。

衰落时期刊行的一些眼科著作，大多内容简单，无明显特色，或者沿袭前人《银海精微》、《原机启微》、《审视瑶函》等作。有一定创见者为数甚少，如黄岩的《秘传眼科纂要》、马化龙的《眼科阐微》、撰人不详的《眼科奇书》、康维恂的〈眼科菁华录》等。

此外，由于西医眼科的传人和影响，为以后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条件。当时这一类的专著有徐庶遥著《中国眼科学》、陈滋著《中西医眼科汇通》等。唐容川所著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中也包含有眼科方面的内容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，党的中医政策振兴了中医，中医眼科随之迅速发展。1955年起，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中医研究院所，设立中医眼科研究室和临床科室。1956年起，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高等中医院校，设立眼科教研室和附属医院眼科的门诊及病房。

这些在推动中医眼科医疗、教学、科研的发展及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在理论和临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，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眼科人才，其中包括中医眼科的医学硕土、博士等高级人才。通过临床教学实践，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《中医眼科学》，先后5次修订，不断充实完善，而且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还组织编写了协编教材。近50年来，路际平著《眼科临症笔记》、陆南山著《眼科临症录》、姚和清著《眼科证治经验》、陈达夫著《中医眼科六经法要》、庞赞襄著《中医眼科临床实践》、张望之著《眼科探骊》以及《韦文贵眼科经验选》、《陈溪南眼科经验》、《张皆春眼科证治》等，使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得到总结与推广。

此外，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主编《中医大辞典·眼科部分》、陆绵绵编《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》和主编《世界传统医学·眼科学》、杨维周著《中医眼科历代方剂汇编》、唐由之主编《医学百科全书，中医眼科分卷》、成都中医药大学编《中医眼科学》、廖品正主编《中医眼科学》、唐由之等主编《中医眼科全书》、李传课宅编《中医眼科临床手册》和《新编中医眼科学》等，一大批中医眼科专著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版。1985年成立全国中医眼科学会，至今已举办9次全国性学术交流会，还创办了《中国中医眼科杂志》等。这一切都充分地显示了建国50年来中医眼科事业的蓬勃发展，成果丰硕，形势喜人。目前广大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的眼科工作者，正面向新世纪，携手并进，继续为实现中医眼科现代化而努力奋斗。